月份:2019年5月

试析邓小平的党内民主思想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线,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保证。邓小平非常重视党内民主建设,认为发展党内民主至关重,并指出,发展党内民主必须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强化党内民主监督。
关键词邓小平党内民主思想发展党内民主重性主途径

党内民主就是指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党员平等地享有党章所规定的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决定和管理党内事务的权利。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线,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方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以继承和创新的精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内民主思想,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党内民主思想。邓小平的党内民主思想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概括起来,主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发展党内民主至关重

邓小平非常重视党内民主建设,多次对发展党内民主的重性作过深刻的论述,其主观点如下。
1.发展党内民主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条件
邓小平早就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条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的条件就是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1]P144在邓小平看来,不发展党内民主,就会放弃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会教条地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会照抄照搬,就会脱离实。因此,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发展党内民主关系重大。
2.发展党内民主是实现党内和谐的关键
一个先进的党应该是高度团结统一的党,一个团结、和谐的党才具有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党内和谐是全党基于共同的理想信念、严格的组织纪律、自觉的道德追求之上的紧密团结,是建立在恪守党章求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基础上的彼此信任、平等融洽、相互关爱与和谐相处。党的团结、和谐必须靠发展党内民主,妥善解决党内矛盾,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活环境来保证,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也是党内能否实现和谐的决定性因素。
首先,邓小平认为“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2]P242只有充分发展党内民主,才能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听取党员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不断增强党的活力,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其次,只有充分发展党内民主,才能形成良好的氛围,“有问题就不是在下面乱讲,而是摆到桌面上来”,[3]P347使全党始终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对领导干部实现切实有效的党内监督,不断提高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成为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
最后,只有充分发展党内民主,才能消除党内的家长制和权力过分集中等弊端。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犯各种错误,必然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生活、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1]P328“革命队伍中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1]P329因此,只有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强调党内生活中所有党员(不论职务、资历)一律平等,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讨论和决定党内事务,才能正确处理党内的各种矛盾,建立正常的党内生活秩序,实现党的团结统一,营造出健康持久的党内和谐。
3.发展党内民主是发展人民民主的关键
邓小平在探索中国民主建设的途径时,提出了用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独特思路。他指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5]P50“在我们党内和国家内,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种局面首先从党内造成。我们国家也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但是,如果党内造不成,国家也造不成。我们党一定造成这样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党内一定有充分的民主。”[3]P306可见,在邓小平看来,发展党内民主是第一位的,是关键,没有党内民主就不可能有人民民主,发展人民民主首先从发展党内民主做起。

二、发展党内民主的主途径

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保证。[5]对于如何发展党内民主,邓小平进行了积极探索,主提出了以下途径。
1.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
党员是党的组成部分,是党内生活的主体力量,也是党内民主的主体,党员主体地位的实现程度是衡量党内民主发展的重尺度,因此,党内民主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千方百计地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激活党员的主体意识,让全体党员真正参与到党的自身建设中来,成为党内民主的实践者和推动者。为此,必须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监督权等各项民主权利,让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真正发挥主体作用,成为党内权力的主人。邓小平强调“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1]P144“侵害党员的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3]P249“必须健全党的国家的民主生活,使党的和政府的下级组织,有充分的便利和保证,可以及时地无所顾忌地批评上级机关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特别是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3]P223为保障党员权利指出了切实可行的途径。
2.努力完善党内民主制度
邓小平高度重视制度建党,强调以完善的制度来保障党内民主的实现。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而。”[1]P333他强调“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高度重视。”[1]P333“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1]P332因此,发展党内民主,必须加强法律和制度建设,必须把党内民主的内容、形式,以及党员的权利和义务,用法律和制度固定下来,使这种法律和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指出,党内民主制度涉及党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等,但重点是贯彻民主集中制。他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1]P175永远不能丢掉。他进一步指出,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1]P175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明确哪些问题应当由集体讨论,哪些问题应当由个人负责。重大问题一定由集体讨论和决定”。[1]P341二是表决制。在集体决定重大问题时,“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1]P341三是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制。“集体决定了的事情,就分头去办,名负其责,决不能互相推诿”。[1]P341四是集体领导有核心。“集体领导也有个头,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对日常工作负责第一位的责任”。[1]P341这四点措施,使民主集中制成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制度,而非空洞的原则。

在党内民主制度方面,邓小平还强调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他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为了“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省一级的、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3]P233“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1]P233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
3.必须强化党内监督
邓小平非常重视监督在党内民主发展中的重作用,认为监督是党内民主的一种重实现形式,是发展党内民主、防止和消除党内各种非民主、反民主现象的有效措施。他指出“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领导得好,就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受监督,就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3]P270邓小平认为,监督全面、广泛,我们需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1]P271但关键还是党内监督,只有加强党内监督,发展党内民主,才能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才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才能坚持党的先进性,保持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对于强化党内监督,邓小平认为,第一,首的前提是强化党内监督的意识。通过教育,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对加强党内监督的紧迫感,使他们提高加强党内监督的自觉性,并学会正确监督、合法监督。第二,党内监督的重点是领导干部。因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持有日常政治事务的决策权和执行权,他们的权力行为对整个社会的腐败现象具有决定性影响,所以权力监督的重点必然是领导干部。“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抓紧查处”。[2]P152第三,疏通、拓宽党内民主监督渠道。党内民主监督渠道是否畅通,是党内监督机制动作是否灵敏的重标志。拓宽党内民主的监督渠道,一让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以便于民主监督;二健全并落实党内选举、民主评议领导干部等制度,保障党员自由地参加投票活动充分行使选举权,强化对党内权力授予过程的监督;三疏通党委班子的监督渠道。在班子内部,对重权力进行分解,对重大决策进行集体讨论,在班子成员中通过民主生活会等正常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相互监督。
总之,邓小平的党内民主思想内涵丰富,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新时期发展党内民主的行动指南,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党内民主思想对于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具有重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十三大以来重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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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出精彩

一、把空间留给学生
1.把联系生活实际,实践、求证的空间留给学生。知识源于生活,又用于生活。学生会感到知识就在身边,知识是“活”的,能极大地调动积极性和求知欲。例如在“我国的环境、人口、资源问题”教学中,学生通过社会调查、实地考查、网上查找资料等途径获取相关的知识,意识到我国确实存在着严峻的环境、人口、资源问题,并从意识上树立起协调的、全面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2.把学科渗透、知识整合技能的空间留给学生。传统教材过于强调学科独立,学科本位,科目之间缺乏整合,而新教材打破了知识人为分割,各科孤军奋战的局面,学生可以运用综合知识,调动各种思维因素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感悟。在教学“汉唐盛世”时,引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中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诗句,对秦始皇、汉武帝功过作正确的评价;在教学中“山地垂直气候的变化”引用“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诗句。事实上,恰当地引进文学性强的寓言、诗歌等,把抽象的东西变得具体形象,烘托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优化教学的目的。
把空间留给学生,把舞台让给主角。教师甘当配角,让学生把剧本演绎得更精彩!
二、把机会留给学生
1.给学生“动”起来的机会。在《历史与社会》教学中,我们老师给学生留下适当的“空白”,创造条件给每个学生提供展示个性的舞台,让学生尽可能地在活动的参与过程中发展其个性。小组讨论、辩论赛、社会实践、角色扮演等手段为学生“动”起来提供广阔的天地。
例如“保护我们身边的文明”、“身边的故事”、“环境亮起黄牌”等教学内容是需让学生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通过社会调查实践和活动过程的亲身体验,让学生从身边的生活环境中发现问题,积累和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在实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关爱社会、服务社会的创新人才。
2.给学生质疑的机会。“留白”也是鼓励学生质疑的有益途径。质疑是正确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先导,激发学生质疑可以集中学生注意力,提高学习兴趣;可以启发学生思维、发展其智力。
笔者觉得只有创设宽松的课堂气氛,学生才敢质疑。笔者的课堂上时常会听到不同的声音,甚至是相反的见解。在“新航路的开辟”教学中,我说麦哲伦完成了人类航海史上的第一次环球航行,证实了地球是圆的,我话还没说完,就有位同学站起来问,“老师,我记得麦哲伦在航行途中,由于加入了一个岛上部落之间的纷争而被当地土著居民杀死了,为什么你说是他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呢,是不是错了?”给学生质疑的机会,你会发现其实学生真的很有“才”。
3.给后进生展示的机会。后进生同样也有他的独特性,请不忽视他们,把表现机会多一点留给他们,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比如,笔者发现有些后进生在分析解题方面是有点难度,但他们有些在朗诵方面却很有天赋,声音响亮口齿清晰,那就让他们为大家朗诵一些比较重的段落;有些后进生他们的字写的非常漂亮,那就有意地叫他们上来在黑板上板出这一节课的主内容等,并对他们的表现尽可能地给予鼓励、表扬。每个后进生都有他们的闪光点,只我们善于捕捉到并为他们创造充分表现的机会和平台,让他们展示自己、发现自己、完善自己,他们的学习欲望和学习潜能也会不断地激发。
“留白”不仅适于在课前准备和课堂教学中,也适于把“留白”拓展到课后,结课时“留白”,巧留余韵,把学生从课堂上激起的学习兴趣延伸到课外,也为下一课时的学习作了铺垫。
教育是个大舞台,学生就是这个大舞台的“演员”,教师则是“导演”,把“学”的权力还给学生,把“做”的任务派给学生,把“说”的机会让给学生,把“创新”的使命交给学生。让我们的教学留白出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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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公民教育浅析

澳门的公民教育,从广义的观点来说,不论是正式的学校教育或是非正式的学校教育活动,宗旨皆在培养具有高尚道德修为的公民,因而将公民教育等同于教育。狭义的观点,是将公民教育规限于与公民资格培养直接有关的教育活动。本文采用广义的公民教育观点做出以下介绍,把澳门开埠以来所推动的教育或与公民教育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活动,都纳入其中。
关键词澳门教育

一、澳门公民教育的发展历程
澳门由开埠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即1553年由葡人登陆澳门开始至1940年,当时以华人社会为对象所办理的教育,多与内地同步进行,但是就狭义的公民教育而言,并未有一致的作法,主都是由天主教团体办学,用的都是宗教教义的道理。受到抗日战争的影响,一般学校的公民教育皆是加强宣传爱国精神,是共同抵抗外敌的思想教育。抗战胜利后,澳门的教学团体亦随着政治情况改变而分成两派,一派是亲内地共产党,另一派是亲台湾的国民党。两派团体彼此在政治及教育上呈现相互竞争的情况。随着中国与葡萄牙于1987年签署《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至1999年回归祖国及以后,澳门政府及民间组织皆大力推动公民教育,前者并制定了重的教育法规,及颁行公民教育课程,使澳门的公民教育迈进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80年代中期以后澳门推行公民教育的内容
(一)政府层面推行公民教育
1.通过教育暨青年司(回归后改名为教育暨青年局),举办各种研讨会和交流会、进行调查问卷的发放数据收集、制定各种课程计划来推进澳门公民教育
1989年,教育暨青年司透过成人教育处举办了一项《本地区公民教育划》,以全澳居民为对象,试图唤起居民的公民意识,促使居民关进澳门社会的发展。同年,教育暨青年司对澳门机关和社团进行了一次以了解公民教育活动状况为主旨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所得数据对日后推广公民教育颇具参考价值。
1991年,教育暨青年司与澳门大学的前身东亚大学共同主办《澳门公民教育研讨会》,对澳门公民教育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探讨,并得出了以下六点共识与建议加强对学校公民教育的检讨与前瞻、寻求共识,以制定公民教育纲;编辑切合澳门时空特点以及学生认知程度和兴趣的公民教育课本;
2.通过立法和颁布法规推动澳门公民教育进程
1991年,澳葡政府颁布重的教育法规第11/91/M号法律《澳门教育制度》,首度为澳门的各级学校教育做出整体的规划。其中,该法律的第三条反映了澳葡政府对公民教育的蓝图。
3.通过成立各种机构推进社会公民教育有序推进
澳门政府为进一步履行对成年人推广公民教育的责任,教育暨青年局在1994年设立成人教育中心,向澳门市民推广成人教育及公民教育的活动。由于成人教育中心的服务对象是成年人,因此自中心投入服务后,不断尝试以各种形式及方法,向成年人推广公民教育,并在活动的过程中不断评估其成效及作出改善。
(二)民间层面推行公民教育
1.学校开办公民教育相关课程,制定教材教法,推行公民教育
1989年6月澳门天主教学校联会成立中学公民教育编写组,就初级中学的公民教育编写了整套教材教法的用书,并于1990及1991年度起陆续交给所属学校试用。高中的公民教育课程亦于1991年修订。1990年2月,培正中学出版了小学品德教育的教材,以作为推行公民教育的依据。1995年,中华教会为中学出版了一本关于基本法的教科书,供各级学校参酌使用。2002年由海星学校校长蔡梓榆领导的小组,出版了一套由小学到初中的公民教科书。
2.开办公民教育师资班以提高教师对公民教育理论和实践水平
1990年4月起,中华教育会首次开办公民教育师资班。1990年,圣若瑟中学师范部门开设公民教育一科,供职前师范课程和在职教师选修。1997年教育暨青年司与澳门高等校际学校学院签订协议,为澳门提供《个人与社会发展》学科的师资培训课程。同时,圣若瑟中学师范教育部门中叶开设道德教育及公民教育两科的教材教法各20学时,供教师选习。
3.政府与各种民间组织、以及媒体合作,以各种生动的方式开展公民教育
政府与电视台、电台合作进行有关公民教育的宣传,让居民透过空气来吸收公民知识,主题包括健康、交通、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公民责任等。政府推广一项名为“认识澳门,改善生活”的公民教育活动,并印制了大量的宣传小册子、阅历卡、海报及贴纸等,推广公民生活的理念。
三、澳门现行推行公民教育的途径
(一)正规教育
澳门大部分公民教育资源是分配到正规学校里,学校以学科(历史、地理、社会、语文、宗教及社会教育等)传授公民应有的常识及态度。而课外活动及办学宗旨则鼓励学生透过活动区实践校政民主化及社会参与。
(二)非正规教育
青少年中心、社团及志愿团体普遍采纳非正规教育方式推广公民教育活动。由于该类活动不能直接为学术提供益处,故活动反映通常比较冷淡。
(三)非正式教育
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不断向市民大众灌输消费及个人主义的社会意识,虽然政府也有透过电视、电台、报刊等媒体不断宣传与举办教育活动,但在传媒自由竞争的情况下,教育、资讯及儿童节目常常让路,以迁就广告商及大众口味的节目。
以上三种推行公民教育的途径都有其特点和限制。公民教育的推展有赖于学校、社团,大众传媒、政府机关以及个人的积极参与。多层次,多途径的教育才能成功提升澳门整体的公民能力水平。
小结
从实施与推广的角度来看,澳门公民教育也面临了若干必须面临的问题,有待澳门政府及社会各界共同合作寻求解决的对策。总结其一,由于受过往历史因素所影响,使得澳门的学生一向缺乏对国家的认识和了解,对于公民权责的观念比较淡薄,所以如何加强公民教育以激励学生的爱国爱澳的情怀,并且增进其公民权责的观念,是澳门教育界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其二,由于赌权的开放,澳门的赌场越开越多,澳门居民普遍担忧这将会为澳门居民,特别对青少年学生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如何透过公民教育及相关的措施防患于未然,为澳门教育界必须面对的挑战之二。

参考文献
[1]吴国昌(1992)《民主政治与学校公民教育》载于黄汉强主编,澳门公民教育研讨会文集(89—113页)
[2]周一良(1990)《澳门历史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3]刘羡冰(1992)《谈澳门公民教育》载于黄汉强主编,澳门公民教育研讨会文集(45—55页)

新《民事诉讼法》图景下我国民事检察制度研究

  文章编号18-4355(213)3-63-8 
  收稿日期213-2-1 
  基金项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重点课题“中外检察文化比较研究”(GJ212B6) 
  作者简介 
  张清(1965-),男,江苏海安人,扬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武艳(1984-),女,江苏南京人,江苏省金坛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科干部,法学硕士。 
    
  民事检察是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活动的一项重制度安排,几乎各国法律都有涉及,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为我国民事检察之发展注入了新血液,在这些新的变化中我们看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事检察制度的元素与影子,更看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中西方民事检察之间的互通,即我国民事检察制度正逐步向着维护公共利益的方向拓展、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延伸、向着开放性的方向变化,这些正是此次新《民事诉讼法》给予我国民事检察制度最新的诠释。 
  关键词 民事检察制度;类型化比较;发展定位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DOI1.3969/j.issn.18-4355.213.2.9 
  历经三审,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自1991年实施以来的第二次修正。此次修改褒贬不一,但确实在诸多领域有了变化,例如新设恶意诉讼、小额诉讼、公益诉讼等,其中最引笔者关注的莫属审判监督程序的修订,特别是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权力配置、程序设定等方面的修正更是引发思考,这不仅是一种职业的敏锐,更是一份职业的担当,因为这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对民事检察工作产生不小影响,有机遇更有挑战。 
  引言两个案例引发的思考 
  继“四川什邡反对钼铜项目事件”后,江苏启东又上演了一幕民众为权利而斗争的“闹剧”,212年7月28日早江苏南通启东市市委、市政府门前聚集了大量的群众,阻止“南通大型达标水排海基础设施工程”在启东市的修建,启东市民认为这一工程主服务于日资企业王子制纸的污水排放。请愿开始上千市民就冲破了市委、市政府的大门,当地政府动用武警、防暴警察、消防力量和民众在政府门前对峙,现场情绪一度失控1。笔者说这是闹剧不仅源于对这声势浩大的维权场面的叹为观止,更是对这种无序失衡的群体性抗议示威事件的焦虑。“司法失灵”使得人们可能开始就忽视或放弃了起诉讼的努力,没有司法的保障而纯靠政府和民众的理性或非理性的博弈,具有普遍而持久的正效应吗2?相比之下,美国的民众或许幸运很多,因为源自1943年“纽约州工业联合会诉伊克斯案”开创的“私人检察总长”理论为他们在寻求利益保护的道路上新开了一扇窗。在该案中,作为煤炭消费者的原告状告工业部长和煤炭局局长,理由是被告规定的煤炭价格过高,请求联邦第二上诉法院予以审查。被告辩称,原告没有起诉资格,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审理时认为被告的辩称合法,但是,法官并没有简单地驳回原告的诉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创造了“私人检察总长”理论3。即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国会可以授权检察总长起诉讼,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实际存在的争端。1969年为保护环境,美国政府颁布了环境保护法,授予检察官起相应诉讼的权利。 
  值得欣慰的是,“启东群体事件”最终以政府的妥协而告终,政府宣布排海工程项目永久取消。尽管结果尚属满意,但这一波几折的历程却让人心酸,为什么我国没有类似于美国检察总长的制度,这不仅是因为检察机关在两国民事诉讼活动中参与的方式、途径不同,更重的是两种不同司法背景下孕育的民事检察制度模式之差异。 
  一、中美民事检察制度之表征 
  我们说认识一个事物,只有自说自话的自我表述并不能达到完整呈现其全貌的效果,而此时需比较的艺术“挺身而出”,对于我国民事检察亦如此,我们该如何看待它,其中一个很好的方法便是对比。这种类型化的辨析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清我国民事检察制度特有的轮廓。美国是建立民事检察制度最早的国家之一,18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中就规定了民事检察制度4。因此,通过两者的比较,不仅对认识我国民事检察制度有所帮助,更能对完善这一制度有所参考。可能有人对此会有质疑,作为英美法系代表的美国检察制度与我国有可比性吗?笔者认为答案是显然的。“一定程度上检察制度具有超越社会体制形态的特点,……检察制度只是官僚体制的一种设计,某种社会结构需它发挥何种作用,检察制度就表现出何种形态,其最终形态取决于社会结构的需。”5 
  中美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程,首先让我们从分析民事检察权能的角度着手,因为这是最直观的表面特征。所谓权能即权利的具体内容,是指权利实现或行使的方式,具体到民事检察,则是指检察机关依法参与民事诉讼活动的方法、途径与手段。 
  (一)美国民事检察制度之观察 
  美国是世界上号称最自由的国家,正是因为这种自由造成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放任,由此垄断丛生、贫富分化,为了还原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189年美国参议院高票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该法不仅规定了政府对垄断行为的干预,更赋予了美国检察官以民事诉讼的形式禁止和限制违反该法的行为,从而开创了美国民事检察之先河。《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第4条规定“各区的检察官,以司法部长的指示,在其各自区内起衡平诉讼,以防止、限制违反本法行为。起诉可以诉讼形式,求禁止违反本法行为”,1914年美国先后通过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其中对民事检察制度亦有规定,《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16条授权司法部长可以代表贸易委员会起与该法相关的诉讼,进行辩护或干预诉讼(包括获取民事处罚的诉讼)416-111。在此需交代的是与我国的司法体制不同,美国的检察机关是隶属于司法部,司法部长兼任检察总长。可见,早期美国的民事检察权主是通过检察机关起并参与有关涉及贸易垄断的诉讼活动实现的。“2世纪3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则对检察参与民事案件予以扩充,授予检察官在商业欺诈、侵犯消费者权益、环境污染等领域起诉讼的权力或者支持主管机关和私人出请求。”5564《美国法典》第28编第547条规定,检察官在民事案件涉及联邦利益的案件、税收案件、因联邦政府征用土地而引起的民事诉讼案件、有关利用欺诈手段获取抚恤金养老金的案件、有关政府确认土地所有权的民事诉讼案件、对所有违反《反托拉斯法》而引起争议的案件和涉及国民银行法的纠纷等7种民事案件的诉讼中,有权参加诉讼,其中包括检察官有权对所有因违反《反托拉斯法》而引起的争议起诉讼6。
  而对于检察官如何启动民事检察之诉讼有作者归纳为三类,即依法直接起诉讼、代表当事人诉讼以及作为共同原告诉讼。不仅各区的检察官可以根据上述《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第4条,在各自区域内直接起衡平之诉,还可根据《克莱顿法》第4条C规定“州司法长作为政府监护人,代表其州内自然人的利益,可以本州的名义,向对被告有司法管辖权的美国区法院起民事诉讼,以确保其自然人因他人违反谢尔曼法所遭受的金钱救济”,代表自然人起民事诉讼。此外,美国有关法律还规定,在其他单位和公民起有关公益的民事诉讼时应通知司法部,以征求司法部是否参与诉讼,司法部有参与决定权416-111。 
  (二)我国民事检察制度之观照 
  相比之下,我国民事检察制度却没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渊源,它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及中国检察制度的建立而成长起来的。遗憾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民事检察权能的版图在逐步缩小,直至今日我们看到的“模样”。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条例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直接行使并领导下级检察署行使对各级司法机关之违法判决起抗议的职权;对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及一切行政诉讼,代表国家公共利益参与的职权。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人民检察院参与民事诉讼活动和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监督。其中第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包括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民事案件有权起诉讼或者参加诉讼。可见,我国早期的民事检察内涵还是相当丰富的。可惜好景不长,正当民事检察制度健康发展之时,文革彻底否定了检察机关存在的必,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戛然而止。文革后,检察制度被恢复,但民事检察却一蹶不振,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没有规定民事检察制度,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作了一定改变,重新确立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监督的原则。然而,整部法律除了这一条原则外,再没有其它条文作具体规定7。这一原则也为之后的民事检察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依照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民事检察权的权能仍然非常狭窄,它被局限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尽管《民事诉讼法》总则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但分则却将这种监督限定在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出抗诉。 
  二、中美民事检察模式之差异 
  通过分别对中美民事检察之整体描述,笔者发现两者在诸多方面相距甚远,有表面的更有深层的,表面即所能直观到的民事检察内涵的差别;而深层的则是需进一步体味甚至是研究的两者在不同司法背景下的检察模式的相异。 
  第一,我国的民事检察是一种监督本位下的权力;而美国的民事检察则是一种控诉本位下的权力。这是源于对两种检察权的判定。我们说民事检察权是检察权的派生,因此检察权的属性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民事检察权的性质。我国检察权法律监督的特征有来自古代御史制度纠察百官的渊源,更深受列宁检察制度理论的影响。“十月革命后,列宁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监督’的概念,赋予社会主义检察机关与资本主义检察机关不同的性质。”8我国《宪法》第129条以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成了对国家法律实施进行全面监督的机构。我们知道美国的法律制度是在英国的法律传统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因此其检察制度的控诉性或多或少与英国长期保持的“私诉”传统有关。起诉者可以是受害人或其亲友,也可以是警务官和司法行政官等地方官员,但这些官员也是以私人名义把被告人送上法庭的。这种制度与当时英国的“私诉”制度大同小异。但是没过多久,殖民地的刑事起诉就开始背离了英国“私诉起诉主义”,转向公诉制度。1643年,弗吉尼亚殖民地任命了美国第一位检察官长。174年,康涅狄格成为北美第一个明确建立公诉制度的殖民地。无论受害人及其亲属是否出指控,各县的检察官都有权代表地方政府和人民对所有刑事案件出起诉5269-27。可见,我国的检察权更多承载的是一种监督职能;而美国则体现为诉讼的本质。从上述民事检察权能中我们也能深刻感受到这种差异,美国的检察官主通过起诉讼参与民事诉讼;而我国则是规定了检察官通过出抗诉实现对生效判决、裁定的监督。 
  第二,我国的民事检察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力;而美国的民事检察则是一种实体性的权力。这种划分主是基于对两者民事检察权行使后的效果而言。我国民事检察权行使主以抗诉方式启动,即认为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179条之规定情形的依法,向人民法院抗诉。因此,这种抗诉权本质是一种异议权,其没有处分性,更没有终局性,只不过是可能引起法院启动再审的程序性权力,最终是否启动再审、再审后是否改判都取决于法院自身。“在法院最终撤销原生效裁判之前,检察机关作为抗诉理由的‘裁判错误’,只是一个程序上的拟制。”9而美国的民事检察权则不然,当检察官依法起民事诉讼后,他就享有了与原告类似的权利,甚至更胜于原告的权利,例如取证权、优先受理权以及和解权。1962年《反托拉斯民事诉讼法》赋予了司法部一项特殊权力,使其在诉讼程序之前,可以通过发布民事调查令的方式,求任何公司、团体、合伙供有关民事反托拉斯调查的一切书面材料。1976年颁布的《哈特-司格特-鲁迪南反托拉斯改进法》对上述法律作了弥补,将自然人也纳入了调查的范围。优先审理权是对检察机关起的民事诉讼,法院应优先尽快审理。189年的《谢尔曼法》规定,对各区检察官的起诉,当诉状已送达被起诉人时,法院尽快予以审理和判决。和解权则是赋予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可以和被告就案件的处理和诉讼费用开支的方法达成和解协议416-111。 
  第三,我国的民事检察相对封闭;而美国的民事检察相对开放。这种相对的开放性源自美国民事检察权与公众的相互配合与互动上,相比之下,我国抗诉权的行使更多是检察系统内部的“闭门造车”,说它是“闭门造车”并无任何贬低之意,而确实表明了这一过程的封闭性,根据2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出台的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惟一具体的操作规范《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之规定,对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案件,应当就民事判决、裁定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抗诉条件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审查民事案件,应当就原审案卷进行审查。非确有必时,不应进行调查。因此,原则上对民事案件的审查是书面审,是检察官对案件卷宗材料的审查,通常不涉及与相关当事人的配合协作。相反,美国由于民事检察诉讼多元的启动方式,因此,检察官可能会在多种层面与当事人合作,比如代表诉讼,州司法长作为政府的监护人,会代表本州内自然人的利益向法院起民事诉讼,再比如在作为共同原告时,在有关单位或公民起有关公益的民事诉讼时应当通知司法部,司法部决定是否参与、如何参与。正是有了这种类似原告地位的因素,造成在民事检察诉讼中检察官可以充分实现与当事人的互动,其可以向相关人员进行调查,甚至可以与被告进行和解,但前是和解权受到个人原告的制约,如果个人不同意和解,检察官则不能单独与被告和解,因此两者在合作中也有制约,在互动中也有平衡。而我国,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被定位为监督者,因此它的身份是中立的,不用说与任何一方和解,即使审查中的调查也是被严格控制。
  第四,我们的民事检察是一种法制统一型监督模式,而美国的民事检察是一种公益代表型监督模式。这种区分得益于汤维建教授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模式的类型化分析,汤教授从历史到现实,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模式抽象为四类,即国家干预型监督、法制统一型监督、程序保障型监督、公益代表型监督。国家干预型监督模式历史渊源久远,在中国古代检察御史等制度或做法中可以找到某种形式的影子,它是一种具有现代法治性质的特殊的检察监督模式,前苏联的检察监督模式是典型的国家干预型监督模式,其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均达致极高的成熟程度。法制统一型监督模式对检察官角色或属性定位接近“等同法官说”,检察官虽非法官,但“如同法官”般执行司法领域内的重功能。法制统一型监督模式的形成,标志着检察权从成为统治者单纯的统治工具转变到了维护法制的使者。法制统一型监督模式对任何国家的司法权的健康发展和良性运作,以及对司法制度体系的有效形成,都是不可或缺的。程序保障型监督模式中检察机关对于程序保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检察机关在法律体系中的职能,一方面在于依照法律程序行使控诉职能,另一方面作为法律监督者,对违反程序公正的活动予以纠正和监督。程序公正成为检察机关履行职能的标尺,检察机关活动的着眼点正是在于保障法律程序得到切实的遵循。公益代表型监督模式考察世界各国的民事检察立法和实践,检察机关普遍以“公共利益的代表”自居,维护公共利益成为检察机关组织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一项重法律制度,它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开启先河的,其背后的推动力正是对“社会公益”的不懈追求。(参见汤维建.我国民事检察监督模式的定位及完善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7,(2)66-74.) 笔者认为在法制统一型的模式中,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成为重心,目前我国民事检察的运作亦符合这一重心。在法制的统一道路上,司法权的健康发展、良性运作至关重,更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法治’,用国际上通行的话来讲就是‘法官之治’,就是司法之治”1。我国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定位以维护司法统一为目标,检察机关通过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将实现司法公正有效的运转作为检察机关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一方面,对确有错误的民事判决、裁定通过抗诉实现改判,纠正司法活动中的错误行为,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另一方面,正确的民事裁判则通过释法说理,有力维护生效裁判的司法权威。相比之下,美国在此却有着不同的取向,它更多符合公益型模式的价值诉求,美国的检察机关普遍以“公共利益的代表”自居,为维护公益起诉讼成为其参与民事诉讼最主的方式。从民事检察的起源到民事检察的发展,从反垄断案到环境污染案无不和公共利益相关。例如,在著名的微软诉讼案中,美国司法部在公民个人或企业无法与微软抗衡的情况下起诉讼,正如已故美国苹果公司乔布斯所说,微软是不可战胜的,除了司法部416-111。《美国法律大全》在第28编第二部分也规定了,美国检察机关对一切“涉及合众国利益”的民事案件有干预与参与之权,在涉及联邦利益的案件中,检察官可以政府的名义起诉等等,这些立法的根基与目的就在于检察机关保护公共利益的天然职责。可见,在我国目前民事检察的目标在维护法制统一上,而美国则是维护公共利益。 
  三、新《民事诉讼法》有关民事检察制度之改造 
  民事检察是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活动的一项重的制度安排,我国1982年3月通过的《民事诉讼法(实行)》正式确立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而时隔3年后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对此又有了新的表述,即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从民事审判活动到民事诉讼活动的转变,这并非无关痛痒的隔靴搔痒,它所传递的是立法者对民事检察新的审视,它所表达的是我国民事检察新的变化,而在这种变化中我们读到了中美民事检察之间的交流与互通,我国的民事检察不再仅仅停留于监督,而有了公益代表的内涵;我国的民事检察不再是单一的、封闭的,而是向着多元开放的面向发展。 
  (一)我国民事检察制度变化之解读 
  对新《民事诉讼法》中有关民事检察制度发展方向的检视源自对变化本身的进一步解读,笔者认为这种发展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总则部分确立的基本原则,更在分则各部分特别是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程序中有所涉及,具体表现为我国27年《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修法后变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从原本狭小的审判过程监督向着更大范围的诉讼活动监督的改变。27年《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对涉及环境污染等损害公益行为起诉讼的规定,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通常所称的公益诉讼纳入其中,尽管其中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向法院起诉,但这为检察机关起公益诉讼供可能与空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审查监督的范围从原先的生效裁判扩充到生效裁判、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书以及民事执行活动。第28条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法院出现的上述情形可以出检察建议,或请上级检察院抗诉。新《民事诉讼法》还一定程度地赋予了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的权力。原先的法律及相关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规范一直倾向于书面的卷宗审查,很少规定并启用调查权,而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可以说,新《民事诉讼法》有关民事检察部分还是做了较大幅度调整,除了上述及的外,还有比如监督条件的微调,案件审查期限的明确规定,等等。 
  (二)我国民事检察制度的新定位中美之间的互通 
  自从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正式确立民事诉讼检察制度迄今,我国民事检察已走过了3个春秋,民事检察从无到有,自弱到强,发展呈现出一定规模。新《民事诉讼法》的重新调整又为民事检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笔者看来,对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既是历史的终结更是时代的契机,它开启了我国民事检察发展的新变化,而在这些变化中我们看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事检察的元素与影子,更看到了在不同意识形态下,中西方民事检察之间的互通与融合。
  首先,监督理念向着维护公共利益的方向拓展。“监督理念是检察监督制度的灵魂,检察监督制度的现代化率先需对监督理念进行革故鼎新的改造。”11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民事检察的行使将检察监督与公益维护两者有效兼顾,不再只停留于传统的监督理念上。例如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讼。此条规定不仅将公众期盼已久的公益诉讼纳入诉讼法中,也为实现检察机关起公益诉讼供了法律上的可能,尽管该规定在措辞上确有保守,何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还需立法做进一步明示,但确实相比较之前,此次修改是从无到有,民事检察也会由此而实现更大的突破。再比如,此次修改只将涉及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纳入抗诉范畴,可见,公益的维护成为了检察机关民事调解检察的首基准。“无救济即无权利”,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特殊的利益方式,它也需司法的关注与保护,因此,“检察监督在民事诉讼领域的扩展或蔓延,在理论的逻辑上,应当以公益型监督模式为支点或据点,公益型监督模式是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领域的切入点,也是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原型”12。 
  其次,监督对象向着多元化方向延伸。实践证明民事检察单一化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符合当前司法改革的迫切需求,努力实现多元化迫在眉睫,笔者认为此次修改为拓宽民事检察领域供了法律依据。一方面,总则部分确立了对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总原则,这一改变是巨大的,它是民事检察从审判监督向公民诉权监督的转变,更是对此次《民事诉讼法》确立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有力回应。司法审判改革推行至今,当事人诉权越来越受到重视,民事诉讼模式也由传统的职权主义向现代的当事人主义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诉权的合法善意行使日趋重,然而现实却不尽如人意,司法实践中各类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案件高发,严重挑战了司法的公平正义。面对这一情势与变化,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有必调整其锋芒所向,将监督的对象从原先的审判活动向着更广阔的诉讼活动延伸。即不仅包括对法院审判权依法行使的监督,同时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正确合法行使进行保障,一个是公权力,一个是私权利,将两者均纳入民事检察的监督范围。另一方面,分则部分确立了对民事执行活动及部分调解案件的法律监督。其实在《民事诉讼法》修改前对于民事执行监督就已经有了探索,2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签出台了《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对于执行监督的范围、程序、时限等做了规定,此次《民事诉讼法》只是对于民事执行活动的检察监督予以法律上的确认。而这种确认符合民事检察发展的时代潮流,在美国检察机关参与领域贯穿了审判和执行的全过程。“《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K1)规定,对于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出的依据上诉法院训令而发布的命令生效以后,任何人、合伙人、公司都应当执行。如果任何人、合伙人、公司违反委员会已经生效的最后命令,对其每一违反行为将处以1美元以下的民事处罚,该处罚以民事诉讼方式由司法部长起。”416-111 
  最后,监督方式向着开放性方向转变。早在199年代初陈桂明教授就撰文表达了建立民事检察监督的开放体系,应当建立民事检察监督的开放性体系,即这种监督的手段和时间应当是自由的,以此避免形成民事检察监督的真空带。但是,不应当泛泛地谈加强民事检察监督,因为给这种监督供时空方面的保障,便可形成一种“可能的”监督,这是一种潜在的制约。在陈教授眼中,这种开放的体系建立在手段与时间的自由上,笔者以为还包括了与公众的互动与配合,因为在当下协同主义的诉讼模式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新发展起来的诉讼模式,它逐步消弭存在于诉讼模式传统二元论之间的绝对界限,讲求当事人与司法者两方面的能动作用。协同主义诉讼模式是由德国学者瓦塞曼于1978年在《社会民事诉讼》一书中出来的。(参见汤维建.我国民事检察监督模式的定位及完善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7,(2)66-74.) 
  在这种模式的作用下,当事人地位的升给民事检察出了新求。具体到此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这种开放性的转变体现为监督手段的多样、监督时间的延伸以及调查权的行使。以监督手段为例,原先的法律只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而此次又在此基础上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权,即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出检察建议。而监督时间上的延伸即上文所及的从原先的审判活动向诉讼活动、执行活动的延续。调查权的运用则赋予了检察机关更多与公众接触的机会,强化两者之间的协作,就如同美国一样,通过调查核实权的运用,加强民事检察领域检察机关与公众的配合协作,从而使得社会公共利益能够得到较为充分的保护。 
  四、结语 
  此次《民事诉讼法》的调整尘埃落定,并于2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在这部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笔者深刻感受到了民事检察发展的新动向,从而也部分解答了在民事检察工作中的一些疑问,即我国民事检察发展向何处去,它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其实作为检察业务组成部分的民事检察来说,它的监督理念需进一步更新,它的发展定位需进一步多元,从而最终实现民事检察的现代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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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汤维建.论中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发展规律J.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1,(8)31-39. 
  12汤维建.我国民事检察监督模式的定位及完善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7,(2)66-74. 
  Research on Chinese Civil Prosecution System under the New CivilProcedure Law in Perspective of SinoUS Civil Prosecution Type Analysis 
  ZHANG Qing1, WU Yan2 
  (1. School of Law,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9; 
  2.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Jintan, Changzhou 2132, China)Abstract 
  Civil procuratorial work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nvolving procuratorial organs in civil lawsuit activity that covers almost all of the countries. The newly revised Civil Procedure Law this year injects new blood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 prosecution. From these new changes, we can see the elements of Western civil prosecution system taking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presentative. In addition, we also sense the exchang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 prosecution under respective cultural background. That is to say, Chinese civil prosecution system is gradually developing toward the direction of safeguarding the public interest; toward the direction of diversification; toward the direction of open changes. All of the above is what the New Civil Procedure Law interprets the latest Chinese civil prosecution system. 
  Key Words civil prosecution system; type comparison;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本文责任编辑李晓锋

  

流程化管理应用产妇访视对产妇产后情况的影响

   目的对应用流程化管理模式对产妇实施产后访视管理的临床效果进行研究。方法选取84例产妇,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2例。对照组采用常规管理方式实施产后访视;观察组采用流程化管理模式实施产后访视。结果观察组产妇产后出现不良情绪的人数明显少于对照组;访视前后产妇SAS和SDS评分改善幅度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应用流程化管理模式对产妇实施产后访视管理的临床效果非常明显。 
  关键词 流程化管理; 产后探视管理 
  中图分类号 R473.7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5(213)21-141-1 
  为使孕产妇的死亡率进一步降低,使产妇康复和婴儿健康成长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目前在我国的一些发达城市,已经开始对孕产妇实施系统化管理,具体说就是由上级医院负责产妇的产前保健、住院分娩的工作,由产妇居住地的一些社康中心或社区医疗机构负责进行产后访视1。本次研究对产妇产后应用流程化管理模式进行访视管理的效果进行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11年11月-212年11月收治的84例产妇,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2例。对照组中初产妇25例,经产妇17例;年龄18~41岁,平均(28.3±1.6)岁;孕周35~42周,平均(4.1±.4)周;观察组中初产妇26例,经产妇16例;年龄19~43岁,平均(28.5±1.4)岁;孕周34~42周,平均(4.3±.3)周。两组患者在年龄、孕周等一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管理方式实施产后访视。观察组采用流程化管理模式实施产后访视,主内容包括(1)产妇保健通过一对一和面对面的形式对产妇进行指导,帮助其养成良好正确的生活方式,使其保持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尽快完成角色转变;(2)手把手指导产妇对新生儿进行日常护理照顾的正确方法,使其能够独立照顾婴儿;(3)给予产妇科学的恢复性指导,使其机体功能可在最短时间内恢复正常,尽快恢复工作和生活能力,使产妇心理负担和家庭负担减轻2-3。 
  1.3 观察指标 
  将两组研究对象产后出现不良情绪的人数、访视前后产妇SAS和SDS评分改善幅度等情况作为观察指标进行对比。 
  1.4 统计学处理 
  所得数据采用SPSS 18.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字2检验,P<.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产后不良情绪情况    对照组经常规模式访视管理后在产后出现抑郁情绪9例,焦虑情绪1例,紧张情绪13例,恐惧情绪9例;观察组经流程化模式访视管理后抑郁情绪2例,焦虑情绪2例,紧张情绪4例,恐惧情绪1例。两组产妇产后不良情绪情况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5),见表1。    2.2 SAS和SDS评分改善幅度    对照组产妇访视前SAS评分为(63.64±3.15)分,访视后为(56.92±4.2)分,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5);访视前SDS评分为(64.71±3.8)分,访视后为(55.36±4.16)分,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5)。观察组产妇访视前SAS评分为(64.8±3.63)分,访视后为(42.16±3.68)分,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5);访视前SDS评分为(63.37±3.24)分,访视后为(41.14±4.1)分,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5)。访视前两组产妇SAS和SDS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5),访视后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5)。详见表2。    3 讨论    孕产妇是社区卫生服务的一个关键性人群,应该将孕产妇、新生儿与社会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为其供以预防保健为主目的和宗旨的社区医疗服务。实施流程化的产后访视管理,在产妇出院后仍然能够有机会面对面的进行传授指导,可以使产妇的生活质量显著高,使产妇自我保健意识明显增强,因而该项访视制度具有非常高的应用价值,可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推广4。    参考文献    1黄秀良,庄小星,黎秀琼.护患行为模式对剖宫产后母亲行为的影响J.河北医药,24,26(7)592-593.    2许晓阳,姚珍薇.产后性问题与产后保健服务J.实用妇产科杂志,21,19(11)359-36.    3宫巧红,王斌,唐高红.产后性健康宣教对产妇产后性问题影响的效果评价J.中国全科医学,25,8(11)98-99.    4张丽萍,刘巍.加强产褥期健康教育预防产妇恶露异常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1,17(7)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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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型员工参与高新技术企业利益分配的研究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型员工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创新的关键。知识经济的核心是创新,只有创新才能使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获得高附加值,只有创新才能使企业赢得持续地竞争优势,只有创新才能为企业带来可持续的增长。而创新的关键在于人,在于知识型员工,只有知识型员工才能通过自己的能力运用知识进行创新活动。高新技术企业必须根据知识型员工的特点和需求设计出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留住人才,调动知识型员工的积极性,为企业的创新活动作出最大的贡献。  关键词知识经济 知识型员工 创新 利益分配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型员工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创新的关键。知识经济的核心是创新,只有创新才能使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获得高附加值,只有创新才能使企业赢得持续地竞争优势,只有创新才能为企业带来可持续的增长。而创新的关键在于人,在于知识型员工,知识型员工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所需的各项技能和知识,只有知识型员工才能通过自己的能力运用知识进行创新活动。高新技术企业是否拥有充足的知识型人力资本是实现企业“创新-实现效益-再创新”的良性循环的根本。  知识型员工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具有很高的个人素质;二是喜欢工作环境的自主性;三是喜欢挑战性的、创造性的工作;四是具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需。所以说,一个高新技术企业想有更好的发展,就必须根据知识型员工的特点实现对知识型员工的有效管理。其中最重的就是设计一套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来激励知识型员工为企业进行创新活动。  一、目前知识型员工参与高新技术企业利益分配上存在的问题  高新技术企业是能够持续进行R&D,以及能够实现技术创新成果的商业化的知识密集的经济实体。技术创新的源泉就是企业所拥有的大量的知识型员工。但是目前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在设计利益分配机制来激励知识型员工进行创新活动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这就造成了由于对这些知识型员工激励不足而造成知识型员工选择离职、跳槽等现象的发生。严重者,如果这些创新能力比较强的员工选择跳槽进入企业的竞争对手,那么对于企业就更是一笔很大的损失。目前知识型员工参与高新技术企业利益分配上存在的问题主是一下几个方面  (一)利益分配方式没有区别对待知识型员工和非知识性员工。高新技术企业内部知识型员工的比重会越来越大,但是各职能部门内肯定也存在着非知识性员工。目前一些企业在利益分配方式上并没有明显对这两类员工区别对待。对这两类员工有的企业采取了相同的利益分配方式。造成一些知识型员工,特别是那些掌握企业核心知识资源的员工就会产生不公平的心理,在以后的创新活动中就没有那么大的积极性和动力,严重情况下,可能加速他们的流动意愿。  (二)利益分配方式没有把握知识型员工的需求变化趋势,没有把握好激励的时机。目前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对于知识型员工设计的利益分配方式主包括年薪制、股票期权、各种奖金、津贴以及各项福利,包括企业会为组织的创新活动作出贡献的知识型员工供数额不等的购房资助、是、享受旅游、休假待遇等。企业领导应该进行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不断了解知识型员工需求层次的变化,做到及时地对知识型员工进行激励。必时,可以在利益分配上,采取物质利益激励和精神激励形结合的方式。  (三)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长期激励效果不明显。目前高新技术企业主是采用年薪制的分配方式对知识型员工进行短期激励。虽然一些企业也采取了股票期权、员工持股等方式对知识型员工进行长期激励,但是由于我国很多高新技术企业都还处于创业初期,都还没有上市,因此激励效果不明显。而且,采用股票期权的分配方式必须依托完善成熟的资本市场,而我国目前资本市场还不成熟,一些高新技术企业盲从国外企业的做法,而且也不结合自身企业发展的特点,是很难达到激励的效果的。  二、知识型员工参与高新技术企业收益分配机制的设计  前文中已经分析过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型员工对于高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重性,因此如何设计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而根据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都还是处于成长初期,因此,本文认为利益分配机制可以如下建设  (一)利益分配机制的设计以满足知识型员工的需为出发点。在设计利益分配机制时,充分调查、了解知识型员工的需,有针对性地制定利益分配方案。  (二)利益分配机制的设计以能够调动知识型员工的创新积极性为目的。高新技术企业中的知识型员工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经营管理和决策能力的知识型员工;另一类是进行企业R&D活动的知识型创新员工。由于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都还是处于成长初期的企业,因此本文建议对于具有经营管理和决策能力的知识型员工,企业应该采取股份期权的利益分配方式来长期激励这类员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采取这种方式,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讲,无需很大的成本,企业只需根据对员工的考核,来确定该员工是否可以得到这种权利以及可以在未来行驶购买多少股份的权利;另一方面,对于这类知识型员工而言,当他获得了这种权利以后,就会与他自身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因为,只有当他努力工作,为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做出贡献时,企业的经济效益才会增长,企业的股份资产才会上升,这样员工才能通过出售股份,通过价差来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一旦企业经济效益不好,企业每股资产价值下降时,员工就不会得到由于价差而产生的收益。这也是起到了调动他们积极性的作用。  对于第二类员工,也就是进行企业R&D活动的知识型创新员工,通过直接给予股份奖励和股份期权两种方式结合是最好的利益分配方式。首先,当企业在社会上招聘近来企业需的知识型创新员工时,由于这些员工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因此他们拥有企业所需的技术创新成果,企业可以通过将这些创新成果等价为企业的股份。其次,对这类员工也采取股份期权的方式。在未来员工为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工作中,只有当他的工作业绩表现好,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做出一定的贡献,经企业评价以后,才可以按照绩效评价标准准予这些员工行使这个权利。企业采取这样的方式,更能够吸引高水平的技术创新知识型员工的加入。  将知识型员工分为具有经营管理和决策能力的知识型员工和企业R&D活动的知识型创新员工,并对这两类员工采用不同的利益分配方式,才能充分起到激励的作用,调动他们的创新工作积极性。  (三)利益分配机制运行的最佳效果是能够实现知识型员工与企业的双赢,也就是说同时实现知识型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企业目标,使知识型员工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达到一致。  (四)建立完善合理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于不同类型的知识型员工,应该设立不同的指标;指标必须是某一职位求的关键素,测评指标不肯能包罗万象,一一罗列,抓住其中最关键的;指标之间相对独立,不能够交叉;指标具有完备性,指标的定义必须明确、具体,不能让人感到模棱两可,难以操作。  (五)企业应该进行阶段性成果的评价。阶段性评价是对知识型员工已经取得的创新阶段成果以及工作开展情况及时进行评价,以便管理者和员工双方做适应性调整。阶段性评价选择适当的评价周期,周期的选择处理考虑工作本身的特性外,还考虑企业的薪酬制度和其他人事管理制度。  三、 结语  知识型员工拥有着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所需的技能和知识,是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源泉。高新技术企业如果想保持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设计恰当完善的利益分配方式,来激励企业内部的知识型员工。只有这样,才能留住人才,实现不断创新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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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的构建

  被害人保护一直被理论和实务界所忽视。随着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中国的被害人保护有了很大进步。特别是近些年来恢复性司法 
理念的引入,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在此背景下,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的域外经验,可以成为中国引进恢复性司 
法模式,构建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制度的有力借鉴。 
关键词恢复性司法;被害人;可行性分析;制度构建 
一、观念转变 
适当扩大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核心应是加强并保证他的程序参与权。”被害人只有参与到诉讼中来,才能以看得见的方式 
,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诉求。因此,程序参与对被害人权利保障具有十分重的意义。但到底应赋予被害人何种程度的程序参与权,学术界尚存 
在很大争议。笔者认为,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是与被告人的诉讼参与权相对应的,所以首先需明确被告人享有哪些诉讼参与权。一般说来, 
被告人主享有下列程序参与权利知悉权、申请回避权、获得法律帮助权、出控告或申诉权、辩论权、阅卷权、参加法庭审理权、法庭最 
后陈述权、起上诉权以及申请国家赔偿权等。但被害人并非刑事诉讼“第四极”,所以,其享有的权利没有必、也不应如被告人权利那么 
广泛,更不能追求与被告人诉讼权利在内容、种类上的完全对应和一致。被害人应当享有保障被害人有效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权利,如知悉权 
、申请回避权、获得法律帮助权、强制措施决定及变更参与权、参与证据开示权、阅卷权、参加法庭审理权、刑罚变更参与权等,但不应享有 
如起诉与不起诉参与权、独立的上诉权等实质性诉讼程序启动或变更权。 
二、具体制度架构 
1.适用案件范围 
鉴于恢复性司法与传统刑事司法(如前所述)是一种补充或修正的关系,而且恢复性司法本身依赖于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合意。所以,我们可以 
将恢复性司法设定为一种选择性程序,即需征得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双方同意。第一,如果被害人反对或有正当理由认为应对案件适用正常司 
法程序,则不能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第二,如果犯罪人经过利弊权衡认为被害人出的条件过于苛刻,不同意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则适用 
正常司法程序。此外,考虑到当前恢复性司法在中国尚处于引入和试点阶段,不适宜大范围的展开。所以,可以考虑先在自诉案件、公诉案件 
中的轻罪案件、部分未成年人案件和部分过失犯罪案件中试点适用。 
2.适用条件 
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的条件主包括如下几项 
第一,被告人认罪悔过,双方对案件基本事实无争议。加害人是否承认加害事实,这是能否达成协议的前条件。加害方和被害方可能对纠纷 
产生的原因存在分歧,但对纠纷的事实和后果认识应当是一致的。如果加害人连事情是自己做的都不承认,那就意味着此案件可能有更为复杂 
的隐隋,和解当然就难以达成。 
第二,双方自愿。自愿是原则性前,它包括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双方自愿。如全美律师协会刑事司法部曾经在1994年8月向代表大会交的报告 
中就当事人的自愿参与及了相关的保障性程序参与刑事和解程序的加害人与被害人必须完全自愿;加害人与被害人的程序性目的必须以书 
面的方式予以确认,并通过适当的程序实现这些目的;拒绝参与刑事和解绝不会对加害人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 
3.适用程序 
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并未有统一的程序,上文论述了域外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的三种模式。笔者认为,中国当前实践中的刑事和解制度对 
于构建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制度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在各地的刑事和解程序试点中,和解程序一般包括告知、和解、审查和处理四部分。 
①告知。公权力机关在受理案件后,认为该案有和解可能,并符合法律规定的刑事和解案件范围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代理人或者 
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双方可以和解。②和解。当事人双方可以自行接触,达成和解;也可以求公权力机关推荐促和人,公权力机关可以委 
托当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予以促和。和解过程不得违反国家法律规定。③审查。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之后,被告人必须向公权力机关交不再 
求追究加害人的书面申请以及双方达成的书面和解协议。公权力机关对双方供的或人民调解机构供的书面和解协议应该认真审查。④处 
理。公权力机关认为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实施完毕或有实现可能的,在侦查阶段,可以撤销案件;在起诉阶段,可以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或暂缓起诉决定;在审判阶段,由于双方达成和解,对案件事实没有争议,可以适用简易程序,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作出免予刑事处罚决 
定或从轻处罚;在执行阶段,服刑人积极争取被害人谅解,并实现双方和解的,可以作为减刑、假释的法定条件之一。 
参考文献 
1英迪南著,刘仁文,林俊辉等译.解读被害人与恢复性司法M.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9,(3) 
2刘立霞,张晶.未成年恢复性司法中引入品格证据的原因J.贵州社会科学,29,(1) 
3刘立霞,郝小云.论未成年刑事案件中的运用J.法学杂志,211,(4) 
4陈海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冷思考J.海南大学学报,29 
5刘立霞,尹璐.未成年恢复性司法研究J.青少年犯罪问题,26,(3) 
6陈光中.刑事和解实证研究观点撷录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9(4)

  

新课标下如何上好小学语文课

本文以“新课标下如何上好小学语文课”为研究选题,就目前小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上好小学语文课提出几点建议,以其抛砖引玉,与广大教育界同仁商榷共勉。
关键词新课标;小学语文;角色转换
中图分类号G6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661(2011)07-204-01

伴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我国义务教育的教学内容、教育方式、教育理念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是新课程标准实施以后,教师不再是科学文化知识的单一传授者,而是学生学习活动的助手和支持者。就小学语文教学而言,《语文课程标准》强调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引导者和参与者,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在这一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新课程改革给语文老师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一、新课程之下小学语文课教学现状
首先,传统教学方式导致课堂教学收效甚微。传统课堂教学,教师在课堂上很喜欢讲,也善于讲,一节课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很少给学生留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和消化。
其次,作文指导陷入程式化让师生都疲于应付。作文教学一向是语文教学的半壁江山,从命题指导到批改讲评,老师们为作文教学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可是小学生的作文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存在诸多问题。
再次,小学语文教师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小学语文学习环境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以及应试教育的掣肘等也是目前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较为突出的问题。
二、新课程之下上好小学语文课的策略
1、转变教师角色,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传统教学的角色求教师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技巧和知识,用以帮助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因此教师工作的主部分,是向学生传递知识。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知识的传递成了应试教育体制下的填鸭式教育,这不但不利于促进学生学习,某种程度上还抑制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动机和学习期望。新一轮语文课改强调,语文教学的主任务不单是单纯的知识传递,而是让学生获取学习方法,感受学习过程,促进知识的有效过程迁移与重组。教师在新课程实施中的主任务是导学、导读、导看、导思、导行,给予学生更多自写、自读自练和自作机会。
2、由教练转变到陪练,加强课外阅读教学
我们知道,教师课堂教学的内容是有限的,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也是有限的,然而知识是无限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小学生仅靠老师讲书本知识已不能满足他们,所以这就求我们的语文老师不断发展课外阅读,开拓知识视野。语文教师给孩子们创造良好的课外阅读环境,让学生由课堂学习走向课外学习。因此,我们培养学生们的阅读兴趣,给学生阅读自由,比如阅读内容,除不健康之外,不管历史、科技、社会都可以阅读。其次帮助儿童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如每天定时间读,做读书笔记的习惯,不仅对课堂教学有所帮助,而且对学生自身发展也有促进。
3、由讲师转变为钥匙,洞开学生创造之门
陶行知早在1919年就提出“敢探索未发明的理论,既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使开辟精神创作时目光深;开辟时,目光远。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是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都是一流的人物。”创造的快乐是一个人众多快乐中最高层次的快乐。形象的感染,情感的体验,不仅为学生提供了“能源”,而且热烈的情绪使学生的思维能力进入最佳状态,学生潜在的创造美的能力易于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一定由讲师转变为钥匙,洞开学生创造之门。
4、在课堂上勇于探索,提高教学效率
首先,形式和内容相结合,激发学生课堂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学生专心听讲的前提。我们竭力寻找教学新方,使之应用于课堂。如使用多媒体实施新型教学法,提倡探究式学习等。其次,传授和引导相结合,尊重学生主体地位。教师讲解很重,学生理解更重,明白小学生不是可以随意灌输的器皿,而是需春风化新式雨般润泽的幼苗。再次,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在课堂上争分夺秒,向45分钟效益,最大限度地汲取时间的价值,争取以最快速率让学生获取做多的知识,也做到详略得当,繁简适度。
三、结语
鉴于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所以它求我们语文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全心投入刻苦钻研。尤其是在新课程标准颁布实施之后,我们更敢于推翻定势打破常规,不断超越自我大胆创新,尽快融入到课程的改革中来,尽早寻找到自己与新课程的差距,对自身角色进行重新审视与定位,以便在新课程实施中更好的发挥自己的职能。只我们勇于开拓勤于实践善于总结,不断提高教学能力教育水准,就一定能够抓住新课程带来的机遇,在教育百花园中大显身手,培育出芬芳桃李!

参考文献
[1]方红新课程中语文教师角色转换[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8)
[2]陶嘉青杨晓刚谈语文新课程改革中教师角色失当与调适[J].中国民族教育2005(2)
[3]孙娜.小学语文教学的重性初探[J]成才之路2009(35).

浅析BIM数字信息技术在建筑施工中的应用

长期以来,建筑行业设备升级慢,自动化程度比较低,而劳动强度大,施工效率较低,技术水平也相对低下。随着我国施工建设的加快,高层建筑越来越多,以BIM技术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加入到建筑业的转型升级中去。而传统建筑施工是通过大量的人力物力,将设计图纸上的各种线条在指定的区域变成实物的过程。由于建筑施工是一个传统产业,之前在没有引入数字信息技术前,其特点是比较粗放,效率低的,经常需返工修正施工中的错误,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以及时间资源。而以BIM数字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一批新技术可以在传统的建筑施工过程中升施工的质量,矫正出现的问题,大大高了施工效率和质量。 
关键词BIM数字信息技术建筑施工 
中图分类号TU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17)1(b)-7-2 
1建筑施工过程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建设的繁荣为建筑施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上升空间,同时也对建筑施工水平出了更高的求。作为施工企业竞争力的基础,施工质量控制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而建筑施工过程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建筑施工业是各行各业中相对劳动密集型的一种,手工作业是其主的手段。由于市场准入标准比较低,高技术含量较低,造成施工效率低,施工质量不高。除此之外,许多不规范行为存在于建设工程项目中,部分建筑企业为追求企业效益的最大化,在关注效益的基础上往往忽略对工程的质量管理,在缺乏技术规范、管理体系以及监督体制的基础上,目前我国建筑工程的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都相对落后。虽然行业引入了一些简单的数字信息技术,但是未能及时的应用到施工的过程中去,依然难以改变施工效率低下,施工质量较差的局面,许多工程不得不返工,既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还耽误了时间,这都不利于施工企业的发展。 
2BIM数字控制技术在施工过程中的应用分析 
造成传统建筑施工企业停滞发展的原因很多,除了管理手段和模式上的落后,还不能忽视新技术的缺失。尤其以BIM数字信息为代表的一批新技术已经在一些地方开始崭露头角。不可否认的是,新技术带来新模式的改变,新模式又促使新思想的产生,而思想的产生又带来了一系列管理的变革的出现,这些最终才能促使行业向前发展。所以建筑业现在必须迫切的引入新技术打破呆滞低效的传统施工工程模式,建立高效程序化,标准化的施工过程,这样才能从本质上使建筑行业焕发新的活力。以BIM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控制技术是一种应用于工程设计、施工建造和工程管理的数字化工具,通过参数建模模型整合各种建设项目的相关数字信息,并在建设项目策划以及运行和维护的全过程中进行信息共享和传递,帮助工程技术人员对各种反馈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以及高效应对措施。所以说以BIM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正是建筑施工过程中所需的,也是解决施工低效,浪费成本的灵丹妙药。 
2.1BIM信息建筑模型带来的施工改变 
BIM作为建筑行业信息化的发展新方向,具备三维可视化、数字结构化、工作协同一体化等优势,给行业发展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有利于推动绿色建设,高工程质量,降低成本和安全风险。它给这个行业带来了革命性,甚至是颠覆性的改变一方面BIM的普及将整个传统建筑行业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各种长期的弊病,用高度的数字信息自动化化整合并优化了全建筑产业链,实现了建筑行业生产化和精细化管理的现代产业模式;另一方面,BIM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全面应用施工数字信息化和自动化,有助于将原有的低素质施工队伍升到一个相对较高的专业素质水平上。正因为BIM等数字信息控制技术的出现,才可以让相关管理系统快速和准确地获得施工基础数据信息,才能为施工企业制定精确施工计划供有效地支撑,大大减少了施工过程中各个环节产生的浪费。而BIM数据库可以在任一时间点上施工数字信息的快速获取的特点,以及通过合同、计划与实际施工的消耗量、分项单价、分项合价等数据的多算对比的功能,可以有效了解建筑施工项目运营是否盈亏,实现对建筑工程项目的成本风险有效管控。而BIM的三维可视化功能加上时间维度,就可以进行虚拟施工和实时施工对比。实时直观和快速地将施工预期计划与实际进度进行对比,同时进行施工方、监理方等多方有效协同。这样通过BIM等数字信息技术结合施工方案设计、现场视频监测,大大减少建筑施工过程中带来的质量问题、安全问题。 
2.2BIM放样机器人带来的施工改变 
建筑施工现场传统的放样,离不开人的操作,即使严格按照施工设计图纸进行,难免产生细微的误差,这些误差在日积月累的工程施工中多多少少都会给整个施工工程带来影响。而且,建筑施工现场的放样基本上是一次性完成的,不能时时根据某个标准进行纠正和修改,如果说一开始产生偏差,那么后期很难及时发现问题并纠正过来。而BIM放样机器人的出现,使这一重施工环节的质量得到了可靠的保障。在实际的施工中,先从BIM设置的现场控制点坐标以及建筑结构的点坐标分量作为BIM所建数字模型的复合对比依据,同时在模型中选取放样控制点。然后在刚才已经审批通过的模型中,设置支吊架点位布置,同时将所有的放样点导入到相关软件中。最后就是进入施工过程的环节,这时候使用BIM放样机器人先对现场放样控制点进行采集,再定位放样机器人的现场坐标。同时通过所选取模型中的放样点,指挥BIM放样机器人发射红外激光自动照准现实点位,施工人员就可以根据明确的指示进行精确施工。这样就能充分利用其快速、精准、智能、操作简便、劳动力需求少的优势,高施工和管理的质量。 
3结语 
想做好建筑施工的信息数字化,需大力引进和培养数字信息技术和自动化等方面的人才。建筑行业的数字自动化技术人才既懂建筑工程的专业知识,也熟练掌握现代数字信息及相关自动化技术。可以说未来谁把这些技术结合做得好,谁就能取得新的成就。于此同时,建筑工程的信息自动化发展和建设需政府部门、规划部门、行业协会、科研院所以及众多基层单位的相互沟通与配合,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更多的需软硬件厂商的配合。随着以BIM数字自动化相關技术和建筑工程不断融合的发展,建筑施工的过程也将会标准化、程序化,必将使建筑施工过程越来越高效,越来越节省资源,从而为整个产业的发展供新的动力。 
参考文献 
1赖碧涛,李彰明.地基处理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应用J.岩土力学,21,25(12)241-244. 
2何关培.施工企业BIM应用技术路线分析J.工程管理学报,214(2)1-5. 
3刘献伟,高洪刚,王续胜.施工领域BIM应用价值和实施思路J.施工技术,212,41(22)84-86. 
4李红艳,刘磊.前沿技术在工程建设企业中的应用研究J.工程技术,216(8)36.

河北省农业贷款效率分析

本文在分析河北省农业信贷配给度发展状况的基础上,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考察河北省1995-2009年间的农业贷款效率,并提出对策建议。结果显示河北省农业总产值对农业贷款有正的敏感性,农业贷款效率较高,但有待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信贷配给度农业贷款效率协整分析Granger检验

一、河北省农业信贷配给度发展状况分析
信贷配给是指当贷款需求超过贷款供给时,贷款人不完全依靠利率机制(价格机制),而是综合考虑风险与利润并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而信贷配给度是衡量信贷配给有效性的指标之一,等于合理融资需求规模与有效需求规模的差额与合理融资需求规模的比。为了能够衡量该指标,做以下假设(1)信贷资源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均衡分配(2)农业贷款主通过农村金融机构获得。
根据假设,农业信贷配给度为(B-A)/B,其中A代表有效需求规模,用实际农业贷款在整个信贷资金的比重间接表示,B代表合理融资需求规模,用实际农业总产值在省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间接表示。当A从图1可以看出,河北省农业信贷配给度整体呈下降趋势,说明农业贷款需求满足度逐步提高。
其中,1995年信贷配给度为0.75,1996年上升为0.80。这一时期国有商业银行尤其中国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取向明确,为降低信贷风险,实施网点收缩战略,实行严格的贷款审批限制,削弱了农业的信贷支持。
2005年农业信贷配给度为0.50,2006年陡然下降为0.18,该时期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不断调整政策导向,逐步打破政策性限制,由粮棉收购环节向粮食流通的两极延伸。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改造、粮棉油深加工等商业化运作已纳入农发行信贷支持的范畴。2005年启动了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同时,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展开,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上述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河北省农业贷款需求。
2006年之后农业贷款的规模逐年增加,而信贷配给度有所上升,需求缺口扩大,究其原因,可能是农业贷款效率较低,致使农业贷款有效需求满足度降低。以下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农业贷款效率进行分析。农业贷款效率高低主通过贷款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反映,农业贷款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农业贷款效率越高,反之,越低。
二、变量选取及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描述
1、指标选取
鉴于研究的主题,按照可操作性原则,同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笔者在此仅考察农业贷款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农业贷款数据为河北省历年金融机构信贷收支中的农业贷款余额,农业总产值为河北省历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之和。
为了消除价格水平变动对数据的影响,笔者以1995年河北省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基期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得出实际的农业贷款和实际的农业总产值,分别记为X、Y。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对X和Y取自然对数,记为LnX和LnY。
2、数据来源及描述
本文中河北省1995-2009连续15年的农业贷款和农业总产值数据来源于《2010河北统计年鉴》。
利用EXCEL绘出LnX和LnY之间的趋势图(图2)。二者均呈现上升趋势,表明河北省农业贷款和农业总产值存在高度相关,尤其是1996年以后,农业贷款出现较快增长,主是由于当时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农业银行之间进行了行社分离,金融市场化程度趋于稳定,并且“九五”规划之后,河北省加强支农力度,农业贷款额持续增加,农业产量也不断增长。在2006年,全省农村信用社管理水平提高,存款业务稳步增长,不良贷款占比较去年减少,全省撤销农村信用代办站的情况下,农业贷款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农业贷款和农业总产值增速放缓。可见,指标选取与河北省不同阶段农业贷款发展特点相吻合,具有代表性。
(二)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研究河北省农业贷款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的作用,因此采用协整方法分析两者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通过定量分析进一步判断二者是否构成因果关系。本文的所有检验都是应用计量软件EVIEWS5.0完成的。
1、平稳性检验
平稳时间序列是进行协整检验的重前提条件,本文采用ADF(AugmentedDicky-Fuller)单位根检验方法判断变量的平稳性。如果ADF统计量的绝对值大于临界值意味着该变量不存在单位根,即平稳。反之,则不平稳。根据AI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得到如表1结果
检验结果表明序列LnX、LnY不能拒绝单位根检验,是不平稳的时间序列;一阶差分后,其ADF统计量的绝对值均大于临界值的绝对值,是平稳的时间序列。
2、协整检验
LnX和LnY同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取Engle—Granger两步法。
首先,用OLS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协整方程为
LnY=0.425LnX4.791
t=(12.64517)(22.47286)
R2=0.924812D.W.=1.602661
其次,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出ADF统计量为-2.971304,10%的临界值为-1.604392。残差的ADF统计量的绝对值大于临界值的绝对值,说明残差已无单位根,是平稳时间序列。因此,LnY与Ln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河北省农业总产值与农业贷款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进一步判断河北省农业总产值与农业贷款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对变量进行实证检验。由于检验的结果受变量滞后期的影响很大,为了保证检验性质,笔者在此选择滞后1期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LnY是LnX变化的Granger原因,即农业贷款变动有93%是由农业总产值变动引起的。LnX是LnY变化的Granger原因,即农业总产值变动有95%是由农业贷款变动引起的。
三、实证结果及原因分析
(一)实证结果分析
1、由回归方程可知,河北省农业贷款的投资产出弹性为0.425>0。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农业总产值对农业贷款具有较强的正敏感性,即农业贷款增长1%,农业总产值会增长0.425%。可见河北省农业贷款对农业产量的增加发挥了一定作用。
2、从长期(协整检验)看,河北省农业贷款对农业总产值存在较显著影响。从短期(格兰杰因果检验)来看,农业贷款与农业产量互为Granger原因,农业贷款与农业总产值之间形成了较好的相互促进关系。
(二)原因分析
1、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益提高。九五规划后,涉农金融机构改善管理水平,整体素质不断提高,资产规模稳步扩大,金融机构的发展后劲增强,减少了其资本充足率不够,历史负担过大的担忧,对农业贷款的支持力度增强。
2、对“涉农”贷款的监管力度较大。近年来,银行系统积极调整信贷资金投向,减少了“支农”资金大量外流的现象。银监局督促涉农金融机构创新贷款方式,并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加大了对涉农贷款的监管,农业贷款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较大保障,农业贷款运行效率提高。
3、从上文的格兰杰检验可知,农业贷款和农业生产互相促进。一方面,由于农业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降低了农业大量减产带来的风险,增加了金融机构对农业贷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对农业贷款的需求增大,农业贷款将利于农户较早将资金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

四、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可知,贷款对农业发展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农业长期的“弱质性”、商业金融机构的逐利性和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完善等,河北省农业贷款仍存在较多问题。为进一步提高河北省农业贷款效率,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使各金融机构形成支农合力
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放宽地方涉农金融机构的权利,使其真正从本地实际出发,结合当地农业特色进行有重点的农业贷款,减少因资金过多投入到低效农业造成的损失。并逐步形成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尤其促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建立健全农户信息征集系统,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减少交易成本,使之更好地适应农业发展需。
(二)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加快业务创新
提高农村金融的信息化、科技化水平,完善硬件设施,尽快建立高效的电子网络服务体系。同时,加快金融创新,增加产品种类,如提供农产品期货、期权等金融支农衍生产品。
(三)继续加大农业贷款的投入力度
金融机构应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发挥贷款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央银行等相关机构利用行政、经济手段促进信贷资金流向农业,确定每年最低支农金额比例,并加强政府监管,保证涉农资金真正支农。同时,河北省政策层应注重发展高效农业,增强农业对信贷资金吸引力,提高贷款使用效率。
(四)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
建立专业信用中介机构,设立多种形式的农业贷款担保基金,为暂无能力但信用记录优良的农户提供担保,以减少金融机构的后顾之忧。同时,加大政府对违约、逃债行为的惩治力度,提高农户的信用意识,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金融信贷环境。

注河北省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北省农业贷款运行效率评价及改革策略研究”(编号2010HY0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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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俊芹,夏吉云,王淑珍.农户视角的农村信用社融资约束分析—基于河北省的实证调研.农村经济2009(7)67~70

作者简介
韩荣娜(1988-),女,汉,河北保定人,河北农业大学在校本科生。
谢倩(1987-),女,汉,河北石家庄人,河北农业大学在校本科生。
魏园园(1986-),女,汉,河北河间人,河北农业大学在校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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